制度型開放的本質，在于通過主動對標與銜接國際通行規則與先進標準，實現國內經濟治理體系與國際經貿體系的深度融合。它超越了傳統開放模式中關稅、配額、貿易便利化等“邊境上”措施，更聚焦于產權保護、產業政策、環境標準、勞動保護、政府采購、電子商務、服務業開放等涉及國內經濟運行的“邊境后”制度安排。面對當前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調整，我國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亟須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，主動塑造國際合作與競爭新優勢，不斷提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能力。
破解高水平開放深層障礙的迫切需要。隨著全球價值鏈的深度重構以及多邊貿易體制面臨的嚴峻挑戰，商品和要素等流動型開放紅利趨于減弱，國際競爭日益向規則、標準、制度等層面延伸。應當清醒看到，我國在部分領域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比，仍存在一定差距。同時，開放領域的安全短板日益凸顯，部分關鍵零部件、高端裝備的國產能力相對不足，對外依存度較高，面臨外部供給沖擊；重要能源資源進口源頭集中、運輸通道單一，定價權與話語權薄弱。這些深層次制度型差異和結構性安全短板，提高了國際經貿合作的風險與要素跨境配置的成本，有時甚至成為他國實施單邊貿易限制措施的借口，制約了我國更高水平的開放。破解這些深層次障礙已是當務之急，擴大制度型開放是必然且緊迫的選擇。
塑造國際合作與競爭新優勢的重要抓手。推進制度型開放，有利于鞏固我國既有比較優勢，塑造國際合作與競爭新優勢。我們需要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，強化知識產權和勞動保護，破除數據等關鍵要素的流動壁壘，實施體現綠色發展理念的環境標準，施行國際通行的反壟斷與公平競爭制度。推進這些方面的制度型開放，可以激活技術、人才、數據等新質生產力要素，有效應對核心技術受制于人、產業被動分工以及在全球價值鏈中“低端鎖定”、“高端封鎖”等挑戰，實現科技自立自強，推動傳統產業實現數字化、綠色化轉型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，提升我國在國際合作與競爭中的綜合優勢。
主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有力支撐。當前，國內外規則、規制、標準體系之間的適配度不高仍是阻礙雙循環高效暢通的重要堵點。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，能夠有效促進國內外市場相通、產業相融、創新相促、規則相聯，顯著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與韌性；同時，通過塑造更高水平的國內制度環境，增強我國跨境配置資源的能力，賦能國際循環。制度型開放的重要目標在于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，通過建立健全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體系、國際通行規范有序銜接的法律法規、政策體系和管理標準，能夠吸引耐心資本、增強國內市場信心、穩定市場預期，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順暢運轉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，提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生動力。
增強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的戰略路徑。當前逆全球化思潮進一步抬頭，單邊主義、保護主義明顯上升，全球多邊貿易體制遭受嚴重沖擊，區域合作面臨新的形勢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經歷深刻變革，國際規則赤字問題凸顯。作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和第二大經濟體，我國需要提升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引領能力和議題設置推廣能力。制度型開放是推動我國由國際規則接受者向建設者和引領者轉變，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的迫切需要。通過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、推動“一帶一路”倡議下的規則標準“軟聯通”、加入《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》（CPTPP）和《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》（DEPA）并主動對接高標準貿易協定，我國可以提升議題設置和完善已有經貿規則的能力，更深度地參與新興領域的國際規則制定，推動國際經貿治理體系更好地適應數字化、綠色化、服務化、貿易投資一體化新趨勢，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。
詳見：山東財經大學校長、教授洪俊杰文章《深刻認識和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》